我國傳統上將司法院大法官違憲宣告類型大致分類為「違憲且立即失效」、「違憲但定期失效」、「單純違憲宣告」與「警告性解釋」，其中又以「違憲但定期失效」與「單純違憲宣告」（時常會附加期限）兩種宣告類型方面引發學界高度的討論。若以台灣轉型脈絡的角度觀之，有從「警告性解釋」、「定期失效」、到「立即失效」等宣告方式，並加入包括「定期命為修法」、甚或「直接以解釋代替立法」等的發展脈絡與趨勢。

近期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不論在個案救濟面向上的實踐有所突破（如司法院釋字第725與741號解釋等），在宣告類型上也顯更加靈活與多變（如司法院釋字第747與748號解釋等）。究竟我國大法官在思考採取何種宣告類型時，其背後的考量因素為何？其所處的政治、歷史及社會脈絡為何？若從司法院大法官作為政治部門一環的觀點來看，此種宣告類型的抉擇會對其他政治部門或市民社會產生何種效應？對於不同政治部門間彼此的互動關係以及市民社會對於公共議題的關注與回應會產生何種影響？再從「跨國憲政主義」的觀點出發，不同國家對於憲法法院或最高法院之司法決策模式與類型有什麼樣不同的實踐？其背後的脈絡成因為何？這樣的跨國憲政主義之觀察能對於台灣當前的違憲宣告類型有什麼樣的啟示與對話？

另外，從2005年開始，司法院就陸續提出不同版本的憲法訴訟法草案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但皆未果。到了今年1月22日於許宗力院長的主持下，再次完成了一份憲法訴訟法草案。是否在不久的將來將有別於以往透過判例法式形成的憲法效力，以立法的方式將憲法解釋的效力及宣告類型予以明確化？值得令人期待。